民國41年4月28日，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與日本全權代表河田烈，簽訂了「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」（中日和約）。同一年8月5日，也就是六十年前的今天，中日和約正式換文生效。中日和約是中國與日本，甚至東亞地區，從戰爭走向和平的分水嶺。此時此地的紀念活動，特別具有歷史意義。
二次戰後，國內外政局急劇變動，民國40、41年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，還待站穩腳步的艱難階段。當時國際冷戰形勢初成，韓戰還在進行，蘇聯、中共對臺虎視眈眈，英國的現實外交，對中華民國不懷好意，美國對華政策仍在摸索猶豫，日本政府對中華民國也態度模稜。如果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不能以實事求是態度，發揮積極主動、忍辱負重精神，很難順利簽訂「和約」，也將不能保證未來長時間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定。事實證明，這個和約的簽立，確使中華民國得於立足臺灣持續發展，更是開啟臺灣與東亞國際新秩序的歷史新頁。
當時蔣中正總統是整個和約簽訂的最後拍板定案者，最近公佈的「蔣中正日記」清楚的記錄了一個國家領導人逢此劇變時的心境、看法與作法。日記中顯示簽約過程曲折複雜，但政府態度和主張明確而積極。例如在簽訂的過程中，蔣總統多次提到應在適當時機重申開羅宣言的有效性，同時認為臺灣戰後事實上已歸中華民國收回統治，並無爭執空間。和約的簽訂，法理與實質兼顧，確定中華民國治權雖適用於一定範圍，主權則涵蓋整個中國，從此時開如，中華民國維持為「中國唯一合法政府」地位至少有二十年。舊金山和會期間，中華民國政府曾面臨嚴峻考驗：一個抗日最早、作戰最久、被禍最大、打敗日本貢獻最多的國家，和一個正式對日宣戰，自始即參與戰後國際組織發起的政府，竟被排除於戰後多國對日的和會與和約之外，孰可忍孰不可忍。為此，蔣中正自承愧對戰時犧牲的數千萬軍民，且引為「古今中外未有之悲史，亦為我國空前無比之奇恥大辱」（40年7月12日日記）。40年9月9日，當對日抗戰勝利6週年之際，他更自覺「罪孽深重」，禁絕朝食，以示自省、自懲。但同時也認定這是中華民國自立更生，開出「國運再造」的大好契機。民國41年初，中日和會醞釀時和開議後，蔣對有關國家尊嚴和權益的事項，極為堅持，甚至以中止和談表達強硬態度。我方間接透過美國，直接要求日本：中日和談與和約的簽訂對象是中華民國而非中共，和談的基礎是國與國間對等，不是與地方政權的「和會」，尤其「中日和約」約名，不容絲毫含渾假借。
在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下，中華民國固無法參與舊金山和會，但為國家尊嚴、國格，與國際平等地位，自應極力爭取雙邊和約能在舊金山多邊和約生效前簽訂，結果歷經69天，三次正式會、十八次非正式會、十次談話會，民國41年4月28日下午三時，即舊金山和約生效前七個半小時，中日和約正式在臺北賓館簽訂。4月27日，簽約前一天，蔣在日記中說：
和約可得於明日美國三藩市多邊和約生效以前簽訂，則於我政府在國際地位不僅得以挽回若干，而且數年來一落千丈之墜勢或可由此轉折而伸展乎。在這樣慘敗悲劇之中，而仍能以戰勝國地位簽訂對日和約，無異對共偽組織加以致命之打擊，此實為最大之意義，然並未能消除我革命失敗之責任也。
撫今思昔，從戰爭走向和平，人們在烽火中付出慘痛代價才贏得和平的經驗與教訓，怎能不引為殷鑑？遺憾的是，到現在，國際間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著作，對中國戰場一直沒有給予應有、公平的重視；慚愧的是，華文學界也還缺少一本讓人信服的中日戰史。如今，衡諸內外環境及條件，撰寫時機已然成熟。基於此，國史館正積極規劃，希望結合國內外學界的力量，能在最近幾年內，完成一部翔實、客觀，超越黨派，站在國家高度，具有公信力的「第二次中日戰爭史」。相信，這是後人對抗戰歷史應該做出的交代，也是當今歷史學家責無旁貸的任務。